“元亡明兴”的汉族儒生，你知道吗？

在很多历史爱好者的印象中，“大元王朝”对待当时的儒生和文士相当严厉。 以古代儒家士人所采用的“升科”科举制度为例。 元代长期废除科举。 虽然后来又恢复了，但招生极其不公平。 广大汉族儒生不仅“录取率低”，即使上了金榜题名，在官场也被边缘化。 在元朝“台湾省重要官员均来自北方”的“官规”下，大量要职由各级贵族及其后裔把持。 在民间历史上，甚至有元朝“九士十丐”的说法……

然而，即使在明朝建立后，元朝的许多贵族和大臣也转行成为“明朝大臣”。 相反，很多被元朝边缘化的士大夫仍然保持着对元朝的“死忠”。 清代《元遗八百人诗》中，记载了“元遗”805人，其中大多数是文人、儒生。

而且，这些“残部”对元朝的忠诚度确实非同一般。 例如，你可以看看他们的作品。 戴良，元末明初诗人，明朝建立后隐居山林。 他写诗纪念元朝。 他回忆说，元朝“不能不控制衰落”，“安德忧心忡忡”。 “浇得我满意”的喊声差点让我热泪盈眶。 元末进士蔡子英甚至背井离乡，跑进茫茫大漠，寻找北逃的北元皇室。 元末明初大诗人郭宇甚至梦想着“大元王朝”的回归。 他写诗感叹“白发遗人何其可怜，路穷时盼北来兵”……

虽然从总体上看，“元朝居民”的数量并不多，但他们对元朝的怀念也让后世不少人感叹不已。 很多人甚至怀疑，“难道元朝对他们太好了？” 但真正的原因不止一个。

第一个原因是，许多元朝遗民坚守“君臣之义”。 虽然在整个元朝，文官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但元代也是“程朱理学”蓬勃发展的时期。 比如戴良，甘愿隐居山林终生，写下了一堆“忆元”的名诗。 他的导师刘贯等人是程朱理学大儒，另一位导师喻却是元朝的亲密伙伴。 在这里，在一群幸存者的心中，元朝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正统朝廷”，当然要誓死捍卫它。

另一个原因是，元朝对待文人儒生的态度，尽管受到种种排挤和打压，“还是有好的一面”。 一是“儒户”制度，将儒生分入户中，免除各种奴役。 而且，元朝虽然不太重视科举考试，但也完善了儒家祭祀礼仪，在各地设立学堂，大力鼓励私学和民间社会学。 因此，元代儒生的仕途虽然惨淡，但这九十年间也享受到了很多好处，不少人因此怀念元朝。

正因为如此，直到明代，不少文士写下的文章饱含感情，怀念元朝“轻赋”、“宽大”的景象，给很多历史爱好者留下了“元朝统治不严”的印象。坏的。” 那么，幸存者怀念元朝真的是因为“元朝对他们好”吗？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利益问题。

这个道理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明初文学家苏伯衡所写的《带印留学中国序》。 苏伯升在文中感慨地说：虽然元代文人无望仕途，但元朝对待读书人却十分“宽大”。 那么明初的文人呢？ 入仕的机会有很多，但入仕之后，就要接受朝廷的严格审查。 这也是明初很多“留守者”不愿为官的原因。

但这样的感叹真能证明“元朝好”吗？ 事实恰恰相反。 元朝九十七年，高官职位往往被权贵垄断，甚至“省部尚书无一通文”。 统治阶级变成了一群失败者，他们对腐败极其容忍。 因此，元朝后期“腐败”速度惊人。 在元朝当官变得很容易。 只要钱送到位了元朝开国皇帝，你就有赚钱的权利。 按元代民间传说，为“官”。 众人大喜，百姓落泪。”接着元末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来了……

这样的教训自然让明初的统治者高度警惕。 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话来说，决不能让明朝官场“取胡瑗之短”。 因此，自明朝建立以来，对官员采取了极为严格的监察制度。 新任地方官员必须按照《任免须知》和《职责规定》，严格办事。 如有失误，将追究其责任。 三年考核更为严格。 腐败已成为零容忍问题。 若涉及六十贯钱，就有生命危险。 几起“洪武大案”，轻而易举就导致数万官员被捕，要么斩首元朝开国皇帝，要么服苦役……

也就是说，元代官场中的“小事”，到了明初却变成了性命攸关的大事。 因此，明朝初期，有不少拒绝为官的“元人”。 究其原因，自然不仅仅只是因为“忠诚”。

让很多幸存者“怀念元朝”的，是明初的经济制度。 为何不少“残民”、“文官”感叹“元朝赋税轻”？ 因为元朝建立后，江南地区的地主经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江南地区的那些大地主享有各种特权。 结果是“人人年收几百万石斛谷，老百姓却没什么可隐瞒的”。 这就导致了“元轻赋”的现象。 但“轻税”的背后却是成千上万自耕农、佃农的苦难。 他们承受着高额的赋税和劳动，到处都患有“民中重病”。 正是这“轻赋”的好日子，最终导致了元朝的灭亡。

这样的教训也给明朝敲响了警钟，于是明朝建立后，对曾经享有特权的东南地区的权贵地主们进行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和镇压。 与此同时，明初自耕农、佃农的地位也得到提高，在元代甚至很普遍。 明初，“地主以佃农为奴工”的现象，也不得不“赐每米石以充其费”。 鼓励土地开垦的政策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并限制了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 这一切自然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并产生了许多“残余”。

但从宏观上看，这些屡遭“留守派”哀叹和批评的国家政策，确实影响了很多“留守派”的利益，但却为明初经济的腾飞做出了贡献。 一年时间，耕地面积超过850万公顷，农业产值比宋元鼎盛时期增加一倍多。 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黄金时代开始了，“思念祖国”的“留守者”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成为这段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脚注。

参考资料：陈梧桐《洪武帝列传》、詹龙《明初江南遗民的政治生态与兴衰》、罗运丹《明初士人研究》、朱绍侯《 《中国古代史》、王羽《元朝文化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