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梅：治理雾霾，区域间联防联控势在必行

马丽梅 1、张晓 2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摘要]本文采用空间测量方法，具体探讨了我国31个省份雾霾污染本地与偏远地区的交互影响，以及能源结构和经济变化的影响。 全球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雾霾污染具有显着的正空间相关性； 局部空间相关分析显示，污染高浓度区域分布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与这两个经济增长极相连的中部地区。 ，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一个重要原因。 产业转移加深了区域经济与污染的空间联系，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显现。 建立空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回归模型，发现污染水平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此外，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存在或尚未出现，即随着人均GDP持续增长，污染水平持续上升。 综合实证分析表明，相邻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对环境质量的改善只是短期的。 由于污染溢出的存在，北京、天津等环境监管较为严格的地区并不能获得其监管带来的全部好处。 治理雾霾，跨区域联防联控势在必行。 从长远来看，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是治理雾霾的关键。 从短期来看，减少劣质煤炭的使用是比较有效的办法。 目前，我国劣质煤炭进口量每年都在成倍增加。

[关键词] 能源结构； PM2.5； 空间溢出效应； 产业转移

凝胶：C21 O13 Q53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2013年以来，以PM10（可吸入颗粒物）和PM2.5（可进入肺部颗粒物）为主要成分的雾霾污染在中国日益严重，严重威胁着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健康。 此外，雾霾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外国人才、游客的重要障碍。 尤其是对北京等国际大都市形象造成的影响更大，将远远超过经济利益的损失。 近期，欧美媒体频频暗示外国人因雾霾逃离北京，北京的国际吸引力可能下降。 据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统计，2013年2月，北京接待过夜外国游客16.5万人次，同比下降37%。

本文尝试采用空间面板测量方法中国治理雾霾，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框架，从能源结构和空间效应的角度讨论和分析雾霾污染。 (2001)专门讨论了空间因素在环境经济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 (2004)首先使用这种方法讨论了美国3,029个县的人均收入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 本文表明，空间变量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计量经济模型的准确性。 （2007）对欧洲国家进行分析，以SO2、NOx等污染物作为环境质量衡量指标，发现各国之间的污染和治理存在显着的溢出效应。 潘等人。 (2006)利用空间测量研究了能源、交通和对外贸易对中国大气环境的影响。 他们主要对SO2和烟尘进行了研究，并证实中国各省之间确实存在溢出效应。 等（2013）利用六种权重矩阵构建了六种空间模型，证实了国家之间确实存在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并通过国家之间的行政质量在空间上传播。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环境经济问题实证研究主要依赖EKC曲线的分析框架。 因此，这种方法被称为SEKC（曲线）。 我国学者利用空间测量方法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且较少，针对的污染物主要是碳排放和SO2（Xv，邓，2012）（郑，刘，2011），（王，滕，2013） ，几乎没有文献讨论PM10和PM2.5。 本文以PM2.5作为衡量雾霾污染的指标来讨论这个问题。

2.中国雾霾污染现状及其区域空间关联性分析

1. PM2.5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说明

鉴于国内数据缺乏，本文借鉴国外研究数据进行分析。 等a1。 (2010) 使用卫星数据制作了第一张 PM2.5 全球地图。 地图显示，高雾霾地区分布在北非和东亚地区，包括华北、华东、华中地区。 巴特尔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等利用星载设备测量气溶胶光学深度（AOD），获得2001年至2010年全球年平均PM2.5值（2013年）。 本文中的PM2.5数据就来源于此。 这一数据与环保部2012年2月对我国雾霾格局的判断基本一致，可信度较高。 在此数据的基础上，将PM2.5制成人口加权值，充分考虑了地广人稀的低污染地区和人口密集的高污染地区，更注重实际影响细颗粒物对居民的影响。 由于卫星数据处理问题，本文将重庆和四川纳入同一区域，研究2001年至2010年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的PM2.5人口加权浓度值。空间相关分析部分的数据处理由.5软件完成。

2、雾霾污染现状分析

全国31个省份中有20个省份雾霾污染严重，特别是中部和东北部地区。 污染最严重的四个省份从高到低分别是：山东、河南、江苏、河北。 此外，北京、天津、湖北、安徽等8个省份均为重度污染地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和北部、东部地区，PM2.5浓度均在30g/m3以上，远超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 PM2.5 人口加权浓度水平（10g/m3）。 最突出的是山东，2007年浓度达到52克/立方米，是健康水平的5倍。 尽管北京、广东、上海等地的污染在2008年之后开始下降，但在2001年至2007年的7年间，持续保持在较高且稳定的水平。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区颗粒物污染保持在较高水平且稳定。 在三大经济增长极中，长三角地区细颗粒物污染最为严重。 2001年以来，浓度达到30g/m3以上，2007年达到最高值近37g/m3，远远超过我国年平均水平； 北京和天津 河北和珠三角地区颗粒物污染虽然没有长三角地区严重，但2001年至2010年的浓度几乎都在25g/m3以上，属于中度或重度污染地区（见图） 1）。 从图1可以看出，三大经济增长极的颗粒物污染几乎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长三角地区最为明显，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001年至2007年，三大经济区和全国污染水平均呈上升趋势。 2007年成为一个转折点。 2007年以来，污染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湖南有时也出现在高集中区。 据此可以得出，我国高颗粒物污染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与这两个主要经济体相连的中部地区。 空间聚集效应明显，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为什么这个高污染集聚区会呈现上述分布趋势呢？ 笔者认为，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是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 在地方分权和GDP绩效激励制度下，我国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是产业转移。 中部地区连接京津冀、长三角，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承接了两大经济增长极的产业转移。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的出台，进一步加大了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发展的力度。 这一时期，中部地区开始紧锣密鼓地接受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污染高耗能行业主要是污染高耗能行业（朱，2013；陈，2011）。 当前产业由东部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已成为我国协调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也符合产业发展本身的需要。 一般来说，产业转移的方向短期内很难改变。 加之毗邻污染严重的发达地区，中部地区很容易成为雾霾污染高的聚集区。 另一方面，在以GDP作为重要绩效评价标准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竞争十分激烈。 短期内能大幅提升GDP的清洁产业，已成为各省区竞相争夺的资源。 没有竞争优势的欠发达地区只能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高污染产业，以快速推动自身GDP增长。 与此同时，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宽松的环保政策往往成为地方政府博弈的重要工具。 这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 但全球相关性分析显示，对雾霾污染有积极影响。 污染外溢严重。 能够获得优质资源的发达地区，并不能因为毗邻中部地区而获得自身产业结构优化的全部收益，尤其是当这种“污染溢出效应”大于“自我优化效应”时。 ”，经济发达地区自身环境质量改善难度较大。

综上所述，我国各地区PM2.5存在明显的全球正空间相关性，且长期稳定； 局部空间相关性表明，高高型集聚更加稳定地集中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部地区。 。 根治雾霾污染，必须充分考虑污染的地理空间效应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联系。 那么，这种空间效应和经济发展对区域雾霾污染的影响有多大？ 下一节我们将通过建立环境经济模型对此进行严格的定量实证分析。

3.空间效果模型设置

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早期环境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增长将伴随着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 这个假说只是引用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中国治理雾霾，没有对数量进行标准化。 实证分析。 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真正实证分析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1)和(1992)开启了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分析的时代。 这类实证分析主要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 学者们运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并适当引入其他解释变量，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我国学者也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早期的代表性文献包括Zhang（1999）和Li and Bao（200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试图描述污染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增加，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恶化或加剧； 当国家经济发展到较大规模，国民经济收入达到较高水平（以国民经济收入超过一个（或一个时期）数值为标志）时，环境质量恶化或污染程度加剧开始保持稳定和然后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而逐步改善。 即：在国民经济收入（如人均GDP）达到拐点之前，经济收入每增加1%，一些污染物（如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浓度）将增加1以上%; 拐点过后，一些污染物的下降幅度将超过收入的上升幅度。 从视觉上看，人均GDP与某些大气或水污染物呈倒“U”形关系（张，1999）。 本文利用这条曲线的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之间的联系。 测量模型设置如下：

1.模型研究的实证结果

空间因素在环境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2001)，空气污染及其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已被证实确实存在。 由于水流、风向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存在，某一地区的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 此外，产业转移、贸易等人为因素进一步加深了区域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空间联动。 空间因素也不容忽视。 传统研究假设区域之间的环境相互独立，这显然与现实不符。 本文将区域间的空间效应引入问题分析中，利用空间测量方法研究雾霾污染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如下：第一，中国各地区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正空间自相关和相关关系。 长期处于稳定状态。 二是我国部分地区出现高到高的雾霾聚集区，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以及与两大经济体相连的中部地区。 空间集聚效应明显，雾霾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第三，通过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我们发现雾霾污染具有显着的溢出效应。 邻近地区PM2.5浓度每增加1%，该地区PM2.5浓度将增加0.739%； 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与雾霾污染呈正相关，其变化与雾霾污染密切相关。 雾霾污染的变化密切相关。 然而，中国不断增加劣质煤炭进口的现实却变相提高了这一比例，加剧了中国的雾霾污染。 最后，目前，我国雾霾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存在或尚未发生，即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长，环境质量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所改善。一直在恶化。

2.污染外溢后考虑产业结构调整和雾霾治理

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确实存在。 产业转移进一步加深了区域经济与污染的空间联系，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显现。 许多环境经济学家指出，能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是发达国家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很可能是EKC假说背后的真正推动力（Stern，2004） 。 但考虑空间因素后的短距离产业转移只能在短期内控制雾霾污染。 图3中，产业转移明显的东部发达地区（北京、天津、江苏）高集聚地区的短期波动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这些省份虽然个别年份逃离了高集聚区，但从长远来看，仍稳定在高集聚区。 此外，环境规制研究者还强调，由于污染溢出效应的存在，实施严格环境规制的地区并不能获得其规制带来的全部好处（，，2002a）。 因此，一些发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获得了高质量的环境保护。 调控效果有限，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只是短期缓解。 从长远来看，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对于污染的根本治理作用不大。 此外，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区域内高耗能行业比重的降低，也会相应降低区域内PM2.5的浓度。 由于产业转移的存在，区域产业结构的“绿色调整”意味着周边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一定程度的“黑色调整”。 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损人利己”的效果。 但产业转移已成为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是必然趋势。 那么，在考虑污染溢出效应后，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完善区域合作机制，更重要的是合理统筹。 在中国的经济分权体制下，加上环境因素的公共产品性质，中央政府必须在实现产业“绿色”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治理外溢效应较大的污染（如雾霾污染）方面。 一定程度的集中，可以实现地区间的联防联控。

目前，中国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区域联动机制的重要作用。 2014年1月，环境保护部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全国31个省份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长三角、珠三角。 全国10省份和重庆市为重点考核PM2.5年均浓度下降情况，重点关注环境规制整体水平的提升和污染空间效应是否存在，同时加大对高浓度雾霾污染的治理如图3所示 集聚区的治理力度对于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3、污染外溢后考虑能源结构调整和雾霾治理

首先，从长远来看，改变能源消费结构是关键。 从图3可以看出，PM2.5高积累区位于我国北方，而南方则无积累。 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加热方式的不同。 北方冬季取暖主要依靠燃煤，而南方则不采用这种方式，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耗量较低。 此外，空间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与雾霾污染程度同向变化，即随着比重的增加，污染程度也随之增加。 综上所述，当污染溢出存在时，长期降低高浓度地区PM2.5的有效途径是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增加其他能源的使用，如太阳能、风能等。 ，减少PM2 .5源消耗的影响。

其次，短期内，在能源消费结构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增加优质能源特别是优质煤炭的使用是减少雾霾的必由之路。 这种变相调整的现状对于中国来说并不乐观。 如上所述，对PM2.5贡献较大的电力公司纷纷引进廉价的进口低热量煤炭，与优质煤炭混合发电。 大大降低了煤炭利用率，变相提高了工业能源消费结构，造成PM2.5增加。 仅2009年至2012年三年间，中国褐煤进口量每年就增长了九倍之多。 2013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煤炭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拟严格控制劣质煤炭特别是劣质进口煤炭。 中国有望在短期内看到雾霾状况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