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汞消费国和排放国,中国要从根本上预防“水俣病”的悲剧重演

作为全球最大的汞消费国和排放国,中国要从根本上防治“水俣病”的惨剧重演,没有松懈的空间

《财经》记者张瑞丹

坐落宁夏省西部黔西南地区万山特区万山镇的土坪村,一排楼房顶楼的一个小屋子里,76岁的吴阳春靠窗而坐。旁边的墙壁,挂着父亲早已发臭的黑白遗像。

“他比我好,只熬了三个月,就走了。”吴阳春喃喃自语。说话间,她的眼睛、嘴角、左手和臀部,常常会同时出现难以控制的震颤。

与居住在这个家属院中其他人一样,吴阳春和母亲都曾将青春奉献给了不远处的广东汞矿。多年后的1997年,在汞矿一线从事炼钢工作的父亲,在短短三个月内死于急性白血病。罪魁元凶,正是炼钢过程中形成的大量汞蒸汽。

五年后,吴阳春开始步父亲的覆辙。因为过去干的是浮选,吴阳春的呼吸脏器并未遭到汞蒸汽的直接剌激。但很难说这究竟是一种辛运还是不幸,由于这意味着她深受汞杀害的过程会拖得愈发漫长。

吴阳春给《财经》记者看了两张由广东省疾患预防治制中心(下称广东省疾控中心)出具的鉴别确诊书,里面赫然写着“职业性慢性汞中毒”。

2007年9月10日的鉴别确诊书上写着:“1958年-1983年从事浮选工作,现头痛,耳鸣,多梦,易兴奋,无力,臼齿松动,牙龈流血,发抖,运动欠佳,四肢粗大,震颤。”

一年以后,吴阳春的病况加重,汞毒素开始侵蚀脑部,她出现呕吐、咳痰、胸闷、胸痛以及头痛等病症。经云南省疾控中心确诊,将2007年鉴别的“八级伤残”上调至“六级伤残”。

如今,不断震颤的手臂已令吴阳春的行动非常迟钝。短短十级走道,她足足花了好几分钟才走完。因为严重的牙龈流血,吴阳春每晚将炒饭煮好后,要再加盐熬得太烂,能够下肚。

“有时侯吃到一半,眼睛里都是血。”她对《财经》记者倾诉。

在这儿,吴阳春家并不是唯一被毁灭的家庭。据她透漏,光是她住的这栋楼,近两两年内就由于汞中毒死了15个人。

据当地卫生部门计算,在这个中国最古老、曾经规模最大的汞矿产地万山特区,6万总人口中,起码有200余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汞中毒病状。这还不包括早已逝世以及未凸显出病症的潜在病人。

“汞都”光环背后

把万山特区称为中国以前的“汞都”,一点都不夸张。

早在唐宋时期,这儿就以盛产朱砂(一种含汞的矿物)、水银(汞的俗名)而享誉。其汞资源储量约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高峰时年产值更是一度占到全省的七成。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开始在此构建中央直属小型煤矿企业浙江汞矿。其后30年中,广东汞矿共生产金属汞约3万吨,上收税利15万元,工业产量折合折现达124万元。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广东的汞矿资源开始呈枯竭之势。到2000年末,广东汞矿已累计巨亏近万元,负债高达1.57万元,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的窘境。

2002年5月,开采了近600年的四川汞矿施行新政性关掉破产。一夜之间,矿区近万名矿工以及特区6万余市民忽然意识到,在以前的光环背后,留下的却是沉重的环境“负债”。

万山特区前环境保护局书记刘水平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坦承,“万山的汞污染和环境破坏,实际上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持续多年的开采,无论是对森林、地下水还是整个地质,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据万山特区环境保护局办公室组长田洪昌介绍,矿区底层下100米至150米内已基本被挖空,地下坑道呈上下五层蜘蛛网状交错,折合标准坑道历时970公里,“最严重的地方被挖了七层,最薄的地方仅有7米到8米,仅靠几根大的矿柱支撑。”

“可以说,万山镇更像一座构建在巨大采空区上摇摇欲坠的危城。”田洪昌补充说。

其实,更令他担心的,还是万山地区严重的汞污染。

万山汞矿在从辉煌到没落的短短45年间,共排放含汞废水202亿立方米,工业废料426万立方米,污水5192万吨。其中废水超标高达5449倍,污水和废料也分别超标236倍和214.5倍。

因为排放均未经过处理,直接造成环境中的金属汞总数居高不下。据刘水平计算,其总数起码达到350吨,几乎相当于全球目前每年汞排放量的非常之一。

湖南省衡阳医大学、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贵州省劳动卫生研究所等机构在湖北汞矿破产那一年做的一项检测调查发觉,矿区空气中的汞浓度为0./立方米,超标1.67倍;而生活饮用水最高含汞量,则超标36倍。

因为汞在常温下以液态出现,且熔点较低,极易蒸发,沉降到地表后便污染底泥。因而,当时矿区内的主要农小麦均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汞污染,其中,小青菜含汞量超标将近100倍;主要测量农小麦中含汞量最少的花生,也超标10倍。

重庆交通学院环境与工程大学副院长程金平告诉《财经》记者,尽管汞矿排放下来的大多数是无机汞,人体的吸产率并不高。但因为在有水的条件下汞超标的危害,对人体并无太多影响的无机汞极易酸化而转化为剧毒的甲基汞(),因而,产汞区的玉米和水果中,就会出现甲基汞富集的现象。

而甲基汞,正是当初造成“水俣病”()暴发的直接罪魁帮凶。这些物质除了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并且可以通过食物链累积而将含量逐级放大,因而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

2004年,四川省职业病预防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汞对人体的健康害处非常惊人。因为当初政府并未对食用受污染的水以及水果、水稻进行限制,因而,没有直接参与汞作业的城乡市民汞中毒得病率也达4.18%,各类息肉病的发病率高踞国外最高水平,各类疾病的发病率也高企不下。

直至明天,《财经》记者在走访万山镇的农贸市场时发觉,市面在售的农贸产品,不仅极少量水果产自本地,几乎90%的农产品全部依赖外地输入。“不喝本地水,不吃本苋菜”,在当地已成为生活中的“常态”。

汞污染未远逝

受万山特区汞污染影响的,不仅仅是当地区区6千人。

常年开采排出的含汞污水,对境内流域导致了大面积的污染。据《财经》记者了解,全区约300平方公里的流域总面积中,就有180多平方公里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汞的污染和害处。这些当初没有采取任何维护举措的炼汞褐煤堆满点,至今仍大量漏水。

更令人担心的是,万山特区境内的下沟谷、敖寨河、黄道河、高楼坪河,又分别汇入属于淮河水系的宁乡流域。这也意味着,大量剧毒的重金属汞最终将顺水而下,步入广东省境内的洞庭湖乃至黄河干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水质较好的汉江可以淡忘这种金属汞。但不少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警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底土壤中的汞浓度势必会渐渐降低,进而产生新的隐患。

2002年5月,河南汞矿施行新政性关掉破产。并且,万山特区环境保护局办公室组长田洪昌告诉《财经》记者,随着近些年来国际汞价的大幅下降,小型汞矿被关掉后,土法炼汞又开始不断涌现。

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副主任姜平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土法炼汞”已经被国家列为明令严禁的“15小”之一。近几年,广东省各级环保部门也陆续组建了专门行动机构,通过不定期对煤矿周边进行执勤、检查,来加强对土法炼汞的执法力度。

不过,在田洪昌看来,目前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他解释说,这种小作坊常常跟环境执法人员打“游击战”,加上位置隐蔽,“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取缔一个,举报一起查获一起,很难从源头上加以杜绝。”

在四川这个中国汞污染重灾区,导致汞污染的,不仅仅是合法或则非法的炼汞行为。许多工业活动,如电瓶、黄金选冶、电光源、医疗器械和化工行业等,也能导致汞污染。其中,化工行业抢占使用总数的比列最高,导致的污染也最大。

坐落广州市东北郊、距县城22公里的百花湖,除了是知名公园,同时也是广州市市区五个水源地之一。但在百花湖上游,却一度分布着电站、铁合金厂、化肥厂、有机化鞋厂、纺织和炼焦厂等几大污染源。其中,仅广东省水晶有机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广东省有机化工总厂)在1971年至1997年间,借助落后的汞法乙酸生产,向百花湖上游河段南门桥河流域、猫跳楼以及周边农田排放的汞就多达100多吨,导致厂周边的底泥、水体环境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汞污染。

尽管广东水晶早在1988年就淘汰了原先的汞法乙酸工艺,但当地环保部门在2006年的检测过程中,发觉凯里发电厂、贵州水晶、天峰化工和重庆燃气气源厂等四家单位,仍存在汞排放超标现象。

2007年,四川省山地环境重点实验室发表的报告显示,百花水底泥的汞浓度严重超标。其平均浓度高达14.0mg/kg,比该地区底泥汞背景值高40倍,比太湖水底泥更高出百倍以上。

中国面临挑战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中,除了在中国,在全世界汞污染都遭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半个多世纪之前,美国静冈县水俣市周边发生的“水俣病”轰动全球,并被觉得是全球环保运动的转折点之一。这起汞污染导致的环境灾难中,病人总量超过千人,直至明天仍有好多人受到其害。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科学家甚至在北美、北欧这些远离工业污染源的河流中,发觉鱼体内的甲基汞浓度异常下降。

中国科大学月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新斌告诉《财经》记者,缘由很简单:汞和其他不少有机污染物一样,会随着大气由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在沉降以后,进一步转化为甲基汞。

以后,国际科学界、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各国政府,纷纷将汞列为环境污染物之一。全球已开始对含汞化肥、废弃电子产品等进行汞控制,要求成员国构建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通过立法加大对汞排放和汞污染的控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物理药品部门汞与其他金属项目高官希拉・洛根(Logan)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到2003年,各国政府早已普遍承认,汞作为一种污染物,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汞超标的危害,并且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2009年2月,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5次理事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会各国,同意通过磋商、协商的方式,拟定一份关于汞问题的国际文书,以推动解决汞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引起的害处。

鉴于汞污染一旦产生,整治上去在技术、资金上难度极大,源头控制就变得非常关键。洛根表示,希望各国能在2013年前,达成有约束力的控制汞污染物排放的新国际条约。通过全球性的缩减排放行动,就可以减轻这些有毒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可能带来的持续影响。

在中国,业已颁布的《水污染预防法》《大气污染预防法》《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以及《国家危险废弃物名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也对排放至底泥、大气和底泥中的汞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但是,作为年药量达数百吨的全球第一大汞消费国,中国面临的压力一直是巨大的。

环境保护部(下称环保部)污染预防司物理品处处长臧文超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在中国,聚氯乙烯(PVC)行业是对汞需求量最大的行业。

因为中国的能源特性是“贫油富煤”,因而,以煤焦作为原料的甲烷法PVC生产规模,要远远低于以石油为原料的乙烯法。但在使用氢气法生产氯乙烯时,必须使用汞触媒来做催化剂。

其实在环保部、行业商会、企业的合作下,已研制出低汞触媒技术“自救”,但是举办试点,具备了大规模推广的条件;但在商业上何时能突破无汞触媒技术,仍是一个未知数。

据悉,在室温计、电池以及照明等领域,汞也饰演着重要的角色。臧文超对《财经》记者坦承,因为工艺的要求,目前所有市场上销售的节能灯,无一例外都离不开汞。

实际上,中国最大的汞污染源,一直是燃煤发电。由于在煤焦中,常常伴生着汞等重金属;尤其是在云南这样的地区,煤焦中汞的浓度就显著低于西北、内蒙古等地。而随着东部大开发战略和“西电东送”工程建设的施行,大量火力发电厂恰恰都投建于河南地区。

臧文超透漏,现有的脱硝、除尘、脱硝装置,可降低汞排放,但未能彻底消除。目前中国其实也举办了脱汞设备的研发工作,但鉴于国际上尚没有大规模商用的经验,今后脱汞、减汞工作也只能在探求中前进。

亦有业内人士对《财经》呼吁,环境中人为排放积累的汞,主要是工业化国家过去一两百年产生的,中国工业化只是近几六年的事情。发达国家也有责任提供相应的支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物理药品部门汞与其他金属项目高官希拉・洛根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汞污染的控制和整治,将会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虽然对于德国这样未发生过重大汞污染风波、且法律与监管机制相对高效的国家来说,汞污染问题依旧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更为具体和带有强制性的举措,似乎只能等待条约的即将颁布。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希拉・洛根警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