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养生运动
儒教的养生功
介绍一种儒家养生功——易华养生功
《易华养生功》是一种儒家养生功法。中国的三大教派,唯儒教是入世修炼,其它两大教派(道教、佛教)则是出世修炼。孔子在《大学》里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次第,最终是平天下。所以儒家是以治世为宗旨的学派,它的养生修持功夫也是为平天下而作的基本准备。三大教派在修持中都有很好的健身作用,也能激发人体的一些超常能力,也就是现在人说的气功和特异功能。但是儒家只以治国平天下为正道,其它的副产品(佛、道所说的神通、法术)则视为旁门左道,只在修持中感悟,并不正面示人。这就是儒家功法多不为今人所知,传世不多的原因所在。
儒家的养生方法是什么?古代有哪些著名的女中医?
女侍医——义妁
远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代,有一名叫义妁的女子,她是我国历史上早期著名的女医生。义妁从小就对药草有兴趣,十几岁就上山采药,捣烂后给乡亲们敷治外伤。平时只要有郎中路过,她总是虚心请教,日积月累,学到了许多医药知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有一次,从外地抬来了一位腹部膨隆的病人,肚子比将要临产的孕妇还大,脐眼突出,身躯瘦得皮包骨头,气息奄奄。义妁对她仔细诊视后,取出几根银针,在病人的腹部和腿部一连扎了几下,又取出一包药粉撒在病人的脐眼上,用热水浸湿的绢帛裹住,并给病人喂服中药。几天之后,病人的肿胀竟渐渐消退,不到10天工夫,病人就可以起床活动。后来,义妁的医术被汉武帝知道了,便将她征人宫,封为女侍医,专为皇太后治病,深得太后的信任。
专治瘤与疣——“鲍仙姑
晋代,广东南海太守鲍靓的女儿鲍姑也是—代女名医,其夫葛洪是晋代著名的炼丹家,曾著有《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名著。由于长期的耳濡目染和家庭影响,给她行医治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她长期跟随丈夫在广东罗浮山炼丹行医,为民治病,岭南—带民众尊称她为“鲍仙姑”。鲍姑行医采药,足迹遍及广州、南海、惠阳、博罗等地。她医术精良,一丝不苟,擅长针灸,以专治瘤与疣而闻名。她采用越秀山脚下满山遍野生长的红脚艾作艾绒进行灸疗治疾,因此,后人称此艾为“鲍姑艾”。鲍姑死后,岭南人民为纪念她对医学事业的贡献,在广州越秀山下三元宫内修建了鲍姑祠,以志纪念。
外科医生——张小娘子
宋代有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名叫张小娘子。据说,在张小娘子年轻的时候。有一天,一位云游郎中路过门前,向她讨杯水喝。张小娘子见是一位银髯老人,气度不凡,便将他请进屋里,让座沏茶,还热情地招待饭菜。那位老郎中见她聪明贤惠、手脚勤快,便将开刀和制膏等外科秘方传授给她。还赠她一部秘而不传的《痈疽异方》。后来。经过不断实践,张小娘子破子终于成了一位精通外科的女医生。凡是疮疡痈肿的病人前来求医,经她诊治,无一不见奇效。
专治妇科病的女医——谈允贤
明代女医谈允贤,江苏无锡人。其祖父曾任南京刑部郎中,是当地的名医,祖母也对医药十分精通。谈允贤从小就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在祖父母的指导下学习医药知识。婚后不久,她得气血失调之病,她不仅没有放弃学医,反而把自己的疾病作为研习对象,自己开方配药。
终于治好了病。不久,她祖母卧床不起,临终前将全部秘方和制药工具传授给她。在封建社会里,一些闺阁干金和富豪眷属,生了妇科之病,由于封建社会礼教的束缚,羞于请男医诊治,因而常常贻误病情。谈允贤医术精湛,远近闻名,女性患者纷纷前往。后来,谈允贤成了当地专治妇科病的女医。50岁时,谈允贤将祖母传授的医术和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写成了一部《女医杂言》,传给后人。
儒教的养生理论与养生方式分别是什么?
儒家之教是崇奉孔子学说的一大学派,其思想主要是以孔孟学说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成为历代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儒教本不以养生为专务,然而其思想观念及道德行为规范里也含有养生学的基本原则,同样对中华养生学有深远的影响。
“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一部《论语》,“仁”字的出现有百余处,其含义之广远非仅仅是《说文》所谓的“仁,亲也”的意思了,更深层的则是其所谓“仁者爱人”,也即“泛爱众”。
儒家的仁爱思想也包括了孝悌、宽、信、敏、俭、恭、谦、温、刚、毅、勇等道德行为规范,是将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如《论语》所谓“仁爱”,要求做到“忠恕”,待人以宽,赐人以惠;对己则应“罕言利”,节俭而谦恭有礼。儒家的鼻祖孔子不仅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弟子颜回大加褒扬,自己也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这种思想品行的修为,从养生学的角度来看,也属于致寿之道。
所谓“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以及“仁者寿”等,反映了“修身”与“长寿”之间的内在联系。《春秋繁露》对此是这样认识的:“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其身。是且多且治。”
至于《孔子家语》中说“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家乎”以及《孟子》中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之类,则尤具有养生学的意义。
“孝悌”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又一项重要内容。诸如《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等说法,固然反映了忠孝的封建伦理观,然而其中毕竟也有些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尊奉的美德。
儒家所强调的“孝道”,主张对待父母尊长不仅要“养”,而且还要做到“敬”。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世间皆以不孝为耻,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道德风尚。儒家影响所及,就是像张仲景、孙思邈等这样的名医方家也以“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为己任。寿亲养老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养老之学蔚然大观。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有“养老大”“养老食疗”等专论;宋元有《养老奉亲书》、《寿亲养老新书》等;明清有《寿世青编》、《寿养丛书》、《老老恒方》等等,对养生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当今老年医学的研究很有帮助。
儒家十分重视“礼仪”,包括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各种礼节仪式等。儒家的“礼治”,是其施行德政的保证,十分繁琐,而涉及日常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的一些制度,同养生有较直接的关系。
如生活起居,尤其是包含卫生方面,《论语》谈到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食不语”等等。
在睡眠方面,提出了“寝不言”以及“寝不尸,居不客”等等,这些认识是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
此外,《论语》还记载了康子馈药而孔子以“丘未达,不敢尝”为由拒服的故事,显然当时对药性不明的药物未可轻用已有所认识。古谚有所谓“不服药为中医”者,也许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婚姻嫁娶上,也有礼制。且抛开那些封建等级名分及繁文缛节的仪礼不谈,孔子所说的“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礼记·哀公问》)以及“娶妻避其同姓”(《国语·晋语》)等,却具有优生学的意义。
《论语·述而》载鲁昭公娶呈国女为妻,鲁、吴二国皆姬姓,昭公为饰其同姓通婚的非礼行为,将吴姬氏改姓名为吴孟子。于此可见“礼”的约束力之大,即使位居公卿者亦受其制约。
类似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近亲婚配的陋习。在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母系为了维持其家庭中的地位,时有采用中表联姻方式,以获得娘家的某些依靠。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又局限了“同姓不婚配”的优生意义。
“中庸”是儒家的思想行为准绳。所谓“中庸”,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和处事不偏不倚,“允执其中”;而礼则是衡量太过或不及的标准,此即“以礼节之”的意思。
《孔子家语·五仪解》所谓“劳逸过度者,疾共杀之”,便是中庸观念在养生方面的具体表现。其影响所及,养生学中几乎无不循为法式。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之“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淮南子·诠言训》说“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抱朴子·释带》之“人复不可绝阴阳(指房事)……唯有得其弟子宣之和,可以不损”,乃至于明成全《养生四要》之“人食必兼味者,相因欲其和也。无放饭、无流啜者,节之礼,谨防其过也……苟不知节,心餍足而后止,则气味之偏,其中和之气传之迟,斯成菀病之职”等等,莫不以其“允中”之道。
儒教的养生理论与养生方式是什么样的?
儒家之教是崇奉孔子学说的一大学派,其思想主要是以孔孟学说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成为历代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儒教本不以养生为专务,然而其思想观念及道德行为规范里也含有养生学的基本原则,同样对中华养生学有深远的影响。
“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一部《论语》,“仁”字的出现有百余处,其含义之广远非仅仅是《说文》所谓的“仁,亲也”的意思了,更深层的则是其所谓“仁者爱人”,也即“泛爱众”。
儒家的仁爱思想也包括了孝悌、宽、信、敏、俭、恭、谦、温、刚、毅、勇等道德行为规范,是将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如《论语》所谓“仁爱”,要求做到“忠恕”,待人以宽,赐人以惠;对己则应“罕言利”,节俭而谦恭有礼。儒家的鼻祖孔子不仅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弟子颜回大加褒扬,自己也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这种思想品行的修为,从养生学的角度来看,也属于致寿之道。
所谓“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以及“仁者寿”等,反映了“修身”与“长寿”之间的内在联系。《春秋繁露》对此是这样认识的:“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其身。是且多且治。”
至于《孔子家语》中说“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家乎”以及《孟子》中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之类,则尤具有养生学的意义。
“孝悌”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又一项重要内容。诸如《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等说法,固然反映了忠孝的封建伦理观,然而其中毕竟也有些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尊奉的美德。
儒家所强调的“孝道”,主张对待父母尊长不仅要“养”,而且还要做到“敬”。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世间皆以不孝为耻,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尊老、养老的道德风尚。儒家影响所及,就是像张仲景、孙思邈等这样的名医方家也以“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为己任。寿亲养老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养老之学蔚然大观。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有“养老大”“养老食疗”等专论;宋元有《养老奉亲书》、《寿亲养老新书》等;明清有《寿世青编》、《寿养丛书》、《老老恒方》等等,对养生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当今老年医学的研究很有帮助。
儒家十分重视“礼仪”,包括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各种礼节仪式等。儒家的“礼治”,是其施行德政的保证,十分繁琐,而涉及日常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的一些制度,同养生有较直接的关系。
如生活起居,尤其是包含卫生方面,《论语》谈到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食不语”等等。
在睡眠方面,提出了“寝不言”以及“寝不尸,居不客”等等,这些认识是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
此外,《论语》还记载了康子馈药而孔子以“丘未达,不敢尝”为由拒服的故事,显然当时对药性不明的药物未可轻用已有所认识。古谚有所谓“不服药为中医”者,也许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婚姻嫁娶上,也有礼制。且抛开那些封建等级名分及繁文缛节的仪礼不谈,孔子所说的“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礼记?哀公问》)以及“娶妻避其同姓”(《国语?晋语》)等,却具有优生学的意义。
《论语·述而》载鲁昭公娶呈国女为妻,鲁、吴二国皆姬姓,昭公为饰其同姓通婚的非礼行为,将吴姬氏改姓名为吴孟子。于此可见“礼”的约束力之大,即使位居公卿者亦受其制约。
类似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近亲婚配的陋习。在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母系为了维持其家庭中的地位,时有采用中表联姻方式,以获得娘家的某些依靠。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又局限了“同姓不婚配”的优生意义。
“中庸”是儒家的思想行为准绳。所谓“中庸”,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和处事不偏不倚,“允执其中”;而礼则是衡量太过或不及的标准,此即“以礼节之”的意思。
《孔子家语·五仪解》所谓“劳逸过度者,疾共杀之”,便是中庸观念在养生方面的具体表现。其影响所及,养生学中几乎无不循为法式。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之“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淮南子·诠言训》说“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抱朴子?释带》之“人复不可绝阴阳(指房事)……唯有得其弟子宣之和,可以不损”,乃至于明成全《养生四要》之“人食必兼味者,相因欲其和也。无放饭、无流啜者,节之礼,谨防其过也……苟不知节,心餍足而后止,则气味之偏,其中和之气传之迟,斯成菀病之职”等等,莫不以其“允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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